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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听党指挥，赓续血脉再奋进******

　　观察样本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

　　听党指挥，赓续血脉再奋进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李 康 通讯员 邹珺宇

　　巍巍喀喇昆仑，座座雪峰耸峙。

　　无人机侦察、突击车夺占阵地、新型车载火炮“快打快撤”、多型雷达联合组网……春节前夕，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实战化拉动演练展开。

　　演练结束，征衣未解。某团副团长张革指着身后一排新型装备兴奋地说：“我们的主战装备已经全部完成了跨代更新，在强军新征程上，必须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跑出转型加速度，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这是一支有着90多年历史的红军部队，通过转型建设不断完善力量结构编成，武器装备更新迭代，战斗力正在实现新的飞跃。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走进该师高原驻训地，师政治工作部领导正带领机关人员利用训练间隙，结合高原驻训实际，围绕“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制订方案计划。

　　他们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单位深厚的红色基因相结合，精心拟制任务清单，采取集中组织专题学、深入一线带头学、依托“云端”灵活学等方法，推动部队形成学军史、树信心、增智慧、强本领的浓厚氛围。

　　提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这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作为新时代红军传人，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把对党绝对忠诚的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坚定“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寒冬时节，该师又一批新战士在训练基地完成培训后下连。某团五营一连指导员丁维昌特意带领新战士们来到连队荣誉室。

　　荣誉室内的展陈，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烽火年代。一本翻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记录着这支诞生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辉煌战史。

　　初心如磐，征途如虹。该师是1932年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和领导的、目前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红军部队。90多年来，该师孕育形成了以“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长攻善守、勇猛顽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热爱人民、甘于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红军师精神”。

　　在武装革命斗争中，刘志丹经历无数艰辛曲折，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反复向部队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自觉接受中央统一整编。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为西北红军领导人题赠“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联系单位深厚的红色历史。丁维昌深有感触地说：“历史证明，只有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2019年，丁维昌和战友们代表中国陆军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夺得“晴空”项目全部金牌，荣立一等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结合自身经历感悟伟大时代，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丁维昌说，“在习主席领导下，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一定能够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我们必须坚持用红色基因滋养官兵、用辉煌战史激励官兵，把党史、军史和红军师战史作为党员干部必修课、部队教育基础课、新兵入营第一课。”该师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他们围绕“感悟光辉历程、坚定信仰信念”进行专题辅导，认真学习习主席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论述，重温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官兵深刻领会“命令面前无二话，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忠诚内涵。

　　征战雪域高原，坚决听党指挥。这段时间，该师高原驻训地再遇寒潮，气温降至-20℃，官兵们在冰天雪地间练战术、打实弹，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强化“时刻听从党召唤”的使命担当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彰显担当的本色。

　　前不久，该师又一次组织高原驻训点位轮换，许多驻训点位海拔较低的官兵主动写下请战书，申请到海拔更高、条件更艰苦的点位驻训。

　　作为海拔最高的某驻训点位的一员，轮换前夜，一级上士陈俊伫立山巅，仰望星空，驻训的点滴在脑海里一一浮现。

　　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在风雪中站岗，在冰峰上训练。虽然所在点位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平均气温在-15℃，但他与战友们叫响“缺氧不缺精神”的口号，战严寒、抗缺氧，圆满完成了阶段性演训任务。

　　上一次驻训点位轮换，他本可以下到海拔较低的驻训点。考虑到自己是骨干，他连夜写下继续坚守的申请书。

　　陈俊说，身披冰雪铠甲，坚守雪域之巅，圆满完成任务，是军人最值得骄傲的经历。

　　走访该师高原驻训地，官兵们的炽热情怀随处可感。他们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与前辈比苦乐、与先烈比得失、与英模比贡献”活动，大家轮流登台谈变化、悟初心、话使命，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认识，激发矢志奋斗强军的昂扬斗志。

　　随着又一轮寒潮到来，新年度首场实弹射击正式拉开战幕。

　　该师某团团长鲁卫成带领团党委一班人，迎着刺骨的寒风率先走向战位，使用新列装的多型武器对不同类型目标进行射击。

　　这一天，距离他上交“转业申请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随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该师转型为合成部队。鲁卫成感到自己已经不适应发展形势需求，决定把机会留给更合适的人选。

　　“越是在最关键时刻，越是考验一个人的忠诚与担当。”鲁卫成感慨地说，“上级批准我转业的正式命令还未下达，只要我依然是红军师的一员，就要在岗位上干好每一分钟。即使脱了军装，也永远是红军传人！”

　　该师创建以来，历经30余次改编整编、10余次换防调整，官兵坚决听从党的召唤。

　　那一年，该师所属某红军团依令撤编。时任团长袁思舜第一个站出来，提笔写下“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几个饱含深情的大字。

　　不讲价钱、不谈条件，一声令下，700多名官兵退役，数十名干部交流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仅用40天，顺利完成精简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出征国际军事比赛，还是砺兵雪域高原，该红军师官兵不畏困难、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时刻听从党召唤”的使命担当。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守边防一线，练就过硬本领，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李蕾坚定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以过硬本领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

　　激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豪情

　　“这是对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赓续弘扬，无论武器装备多么先进，战斗精神始终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关键因素。”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某连“十颗红星炮班”班长康福鹏对“强化战斗精神培育”这句话感触颇深。

　　康福鹏动情地为全连官兵讲述关于“十颗红星炮班”的故事——

　　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个班创下了击落10架敌机的辉煌战果，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十颗红星炮班”荣誉称号。

　　“能打出辉煌的战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如果置身当年的战场上，我们能不能战胜强大敌人，创造同样的荣光？”穿透历史硝烟，大学生士兵张泽文越想越深，“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环境，但绝不能在风和日丽中销蚀战斗意志，而要在实战化演练中淬炼血性虎气。”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该师组织官兵重温辉煌战史、强化战斗精神、抓紧练兵备战，以实际行动激发战斗豪情。

　　多型主战装备跨代列装，新装备从工厂直接拉到高原驻训场。如何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成为官兵们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高原高寒的恶劣环境下，官兵们发扬革命先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常态开展陌生地域小体系联训，逐步摸清新装备的“脾气”。新型装备在风雪中进行实弹射击，打出优异成绩。

　　夜渐深，雪山沉睡。“猛虎三连”的营区依旧灯火通明。连长刘威和官兵围绕新型装备运用展开讨论，细化战备方案。

　　前不久，该师在雪域高原展开合成营对抗演练。极寒条件下，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敌”军的通信干扰、火力压制，刘威临危不乱、沉着应对。

　　寒风似刀，呵气成霜。刘威带领官兵驾驭新型装备，快速穿插迂回至“敌”后，对“敌”指挥所发起“闪电一击”。

　　“我们就是要在极寒、恶劣的环境中，淬炼过硬战斗作风，锻造真正的‘猛虎’。”新型装备旁，刘威自豪地说。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黄长升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对我军来说，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部队落地生根，以实际行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首要的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军是党缔造的，一诞生便与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正是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是因为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才保证了我军在长期复杂斗争中没有迷失方向。

　　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征程上，人民子弟兵坚决听党指挥，闻令而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军队永远忠于党的铮铮誓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扎根林海雪原、高原戈壁、边关海岛，用青春和热血浇筑起新时代的钢铁长城，用理想信念托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担当。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激荡激变，举旗与砍旗的交锋、固根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魂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歇。我们必须站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军传人永不变质的高度，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确保全军官兵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坚决听党指挥，奋进强军征程。当前，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牢记初心使命，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